何吉林：父亲与清华体育二三事
我的父亲何礼（原名何维登），是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学习的。他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很喜欢体育运动，在南京中学上高中时，还曾代表学校参加江苏省中等学校体育运动会的田径比赛（当时是男子五项全能），可见他对体育的痴迷程度。进入清华这个体育氛围浓厚的学校，他更是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照片中跃起腾空做跳马运动者就是我父亲。这就是我父亲上清华时进行体育锻炼的情景。
何礼（上）求学期间与同学做跳马运动
上清华后，由于积极参加进步的爱国学生运动，接触到许多新思潮，他对体育运动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学诚交给我父亲一项任务，协助创办中共北平学委公开刊物《北方青年》，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为主编，我父亲是刊物的代表人。在《北方青年》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两类文章：一类文章是当时学生们普遍关注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时事评论；另一类文章是关于体育和健康问题，可见这也是当时学生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创刊号发什么文章应该都是精心选择的，说明蒋南翔同志在学生时代就很重视体育，后来他当清华校长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绝不是偶然的。
在《北方青年》的创刊号上，涉及体育和健康的文章有三篇，分别是马约翰先生写的《青年训练问题》，我父亲在南京中学和清华的同窗好友薛公绰写的《论民族健康》，以及我父亲写的《我的运动经验谈》。在我父亲的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少年时期在云南读书时，痴迷国术（即中国武术），练各种拳法、棍法、刀法。受一些迷信宣传的影响，甚至期望能练出飞檐走壁、刀砍不入的功夫。由于训练方法不讲科学，身体反而越练越坏，直至生了一场大病才停止训练，从此对国术产生了怀疑而彻底放弃。到南京上高中后，他又迷上了西式的体育运动，什么球类都会一两下，田径赛也一样懂一点，并成为学校的体育选手，那时是很神气的。上清华后，因为喜欢体育，父亲与马约翰教授很熟。在马约翰等老师的教导下，他对体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文章中写到：“（中学时的西式体育）有好多事细细一想，却也颇令人发生问题的。第一，输赢心重，运动员的道德就不免受其影响（为争锦标而采取不正当手段竞争，甚至故意伤人等）……其次，选手制的本意是借竞争来激发人们对体育的兴趣，但现在往往舍本逐末，运动员们给弄得嚣张跋扈，气势凌人，仿佛是学校里的特殊阶级，至于大多数同学，不在体育教员注意之列……而且各校的选手常老是这几个人，篮球他擅长，足球他不弱，田径赛他可也能来几手的。这样情形之下，普及体育云何哉？那么这极少数的选手们都是由体育得到健康了吗？也不见得。过度或不适当的运动，并不能使每一个运动员都身心康健的，像我自己就曾因苦练短跑而心脏出毛病，原因是为比赛、为出风头而运动，并非为锻炼身体而运动。好，对这一类运动我又怀疑起来了。高中毕业后，自己因吃了不适当的运动的亏，同时看了一鳞半爪的社会科学书籍，以为国术是封建的玩意儿，而美国式体育则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两种东西恰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反映，都是应该打倒的，怀着这样的偏见，我就从此不运动。这么一来身体却渐渐地更坏了，仅仅药力是很少有补于身体的。因此问题还是横在心中，不得解决。在社会上又随时随地使你受到刺激，比方你到深堂去一看，除了极少数臃肿不堪的模特儿以外，大多是一付骨头架子。而‘友邦’浪人的贩卖毒品，以及医药卫生的不普及，无往而不是民族健康的障碍。个人应该怎样锻炼身体呢？团体应该怎样提倡体育呢？”
《北方青年》创刊号
经过在清华对体育真正意义的启蒙，以及自己的独立思考，我父亲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写道：“如今我又在运动了，练的西式运动，虽然没有当学校代表队，每天玩玩，身体却已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使我悟到先前因噎废食的错误。我的意思是国术并非根本要不得，害处只在于囫囵吞枣，不取消许多非科学的成份。选手制的西式的科学化的体育普遍于全国中高级学校，也并非根本要不得，害处只在它的依样画葫芦，外国的好处固然学到，外国的恶习也照样学来，流弊所至，皮毛多于实际。譬如上海等地，运动成为职业，比赛变作商品，而运动场上的观客也多半把运动当作一种刺激，是怀着看跑狗或赛马的心情去的。消极方面，这些流弊应该避免。积极方面，我以为运动比赛的计分法最好多以团体为单位，以补选手制的不足，比方爬山可分为几组，而赛跑跳高之类的计分给奖，也看各团体内 每人成绩总和的平均数而定，这样，体育容易普及，一方面又可培养中国人所缺少的团体精神。至于选手，各校还不妨应挑拔出来由教师加以训练，作为将来健康事业的导师，分配在各单位里负责指导。选手们只应以各负责单位光荣而光荣。在运动会考核成绩后，由选手们作表演性质的竞赛，来激励体育健康方面的技术，作为别人的楷模。我们知道：在统计上如果是一条正常曲线的话，那么，左端最低的可以由极健康的选手们来代表，右端最低的可以由最不健康的‘老夫子’们来代表，中间高的部分该是健康线上的人们。而我们的体育健康事业，最要注意的就是中间最大多数的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父亲在清华期间对体育的认识，已经跳出了纯粹个人兴趣的狭隘，提升到关心全民族健康的高度。
我父亲在清华期间与体育有关的事还有一段佳话，见于著名作家黄秋耘纪念我父亲的文章，他写到：“何礼是我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他就读于理学院心理学系，专攻动物心理学，我就读于文学院国文系，他比我高两班，本来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我们同在一个排球队里打球，他打二传手，跟我配合得不错，后来又同在民族解放先锋队一同搞通讯联络工作，慢慢就熟悉起来了，晚饭后经常一起去圆明园的遗址散步。他很健谈，有多方面的兴趣，不但爱好体育运动，又擅长篆刻书法，还会唱昆曲。总之，颇有点倜傥不羁、风流名士的风度，我对这位老大哥是打从心眼里佩服的。大概是1936年的初秋吧，有一天，何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小黄，你想不想进大学，要是想，我给你介绍！’我瞪大着眼睛说：‘你开什么玩笑？我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还要你介绍进大学？’他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说：‘你加入了民先队，只能算是进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才算是进大学！’我马上表示愿意入党，越快越 好。他却说：‘且慢，按照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才能入党，你还差一个多月呢！在这一个多月里，你先好好地学习党章，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以后再写一份自传和入党申请书。对了，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要随便跟别人商量，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就直接找我谈。’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是很顺利地履行了一切手续，入了党，介绍人是何礼和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杨学诚同志。”原来我父亲在清华期间，还注意利用体育活动结交进步同学，引导他们参加革命和入党。在《北方青年》上发表《论民族健康》文章的生物系学生薛公绰，与我父亲是明斋同寝室的好友，每天一起进行体育锻炼，也是这样由我父亲引导参加革命的。
何礼夫妇与蒋南翔（中）
1965年我考入清华。当开学典礼上，蒋校长提到过去清华有一个从美国传来的高年级学生戏弄新生的恶作剧“拖尸”时，我忽然想到小时候住在团中央大院里，曾看到蒋南翔（时任团中央副书记）、荣高棠（办公厅主任）、杨述（宣传部长）和我父亲（学生部兼少儿部部 长）这些清华老校友，在工作之余一起打台球时的情景：他们穿着“土八路”的干部制服，却又满口洋文的台球术语。上中学时我偶尔想起这一幕感觉很好笑，问父 亲当年他们是说英语吗？结果父亲告诉我，他们说的台球术语是法语，是欧洲上流社会的语言，当时清华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时，说的体育术语不是英语就是法语。原来这种无问西东、各取所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精神，早已融入老清华人的骨髓之中。
1953年，我父亲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作。当他见到马约翰教授时，恭敬地说：“马老，我还欠您两个体育学分呢！”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年国难当头，我父亲是清华学生选出参加北平学联的三位代表之一，担任学联常委，经常在市内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忙于组织学生撤退和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先后辗转天津、济南、南京和武汉。后来由中共南方局派往昆明，担任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领导西南联大和云南省的青年工作。虽然他体育一向很好，但已经无暇顾及体育这两个学分，就在西南联大补开了清华的肄业证书。16年过去，师生在清华重逢，我父亲看到马约翰教授依然精神矍铄，非常欣慰。马老也称赞我父亲当年的选择完全正确，还开玩笑说，可惜现在不能给你补两个体育学分了！师生把手言欢，成就一段佳话。
本文刊载于《清华校友通讯》2021年秋季号（复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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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70期
来源 | 《清华校友通讯》2021年秋季号（复87期）